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中，具体目标包括“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城市维度，生产总值（GDP）是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推动力之一。同时，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步增长、中等规模收入群体的扩大，也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

以此为背景，我们选取了2020年末GDP达到万亿元规模的23座城市为样本，衡量2010年-2019年这些城市的居民收入变化情况（未选取2020年数据因尚有部分城市数据未公布）。

截至2019年末，23座万亿GDP城市收入增长的排名依次是：北京、武汉、上海、合肥、南京、广州、杭州、佛山、苏州、无锡、长沙、宁波、青岛、郑州、南通、福州、成都、天津、泉州、西安、重庆、济南和深圳。

其中，北京、武汉、上海实现了超200%的高倍增，合肥、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亦有超170%的增长。

推动这些高倍增城市的因素是什么？中西部城市如何追赶东部沿海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2座城市居民收入实现倍增

通过对23座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的梳理，有如下特点：

2010年-2019年，有22座“GDP万亿”城市的居民收入实现“翻一番”目标，且北京、武汉、上海实现翻两倍。

居民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的城市显著增长，突破6万元的城市达到5座。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在此期间也快速上升：武汉上升8位，合肥上升6位，北京上升5位。

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可进一步推动消费增长，如合肥、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全社会零售消费增速在此期间实现了2倍以上增长。这也提示了在我国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背景下，未来仍需进一步提升人均收入，特别是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事实上，居民收入增长依赖于城市的发展。2010-2019年，中国城市经济规模总体上不断增长，如万亿GDP城市从2010年末的北上广三城，扩充到2019年末的17城，2020年末，又再增加6座城市。城市经济的增长，推动了产业发展与更多就业岗位的出现，也使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这又推动了居民收入增长。

而在“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下，2010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重要的参照物。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1.9万元的人均收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居民是否达到高收入的“分水岭”，2010年，仅10座城市达到这一标准。这些城市以省为划分，广东省、江苏分别有3座城市上榜。其中广东为深圳、广州和佛山。江苏省有苏州、无锡、南京。从城市群角度看，除北京外，这9座城市皆在珠三角或长三角。

这表明，2010年中西部城市的人均年收入与东部沿海城市仍存在明显差距。如长沙市排名居中西部第一，但仍仅列23城的第15位。排名后6位的城市皆在中西部，包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郑州和合肥。

但到2019年，23座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出现了较大变化。

从整体看，2010年23城中仅8座城市的居民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2019年则全部实现这一标准。

同时，居民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城市中，2010年仅深圳市，2019年则有22座城市。

2010年的人均收入前10强城市，以1.9万元为基数。而2019年末，前10强的城市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大关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5城突破6万元。

而从2010-2019年的人均收入增速情况，除深圳的增速未实现翻倍外，其余22城提前达标。其中北京、武汉和上海实现翻两倍。合肥和南京的增速也超过190%。

同时，23城的居民人均收入排名也在此期间发生变化。如上海超越深圳，人均收入列23城首位。北京则前进5位，排名第二。武汉从2010年的排名第18位，增长到2019年末的11位，实现“暴力拉升”，合肥则从2010年的倒数第一，晋升6位至第17位。

北京、武汉、上海实现高倍增

2010-2019年，北京、武汉和上海是居民平均收入增长最高的三座城市，增速分别是220%、216%和205%。

一个共性是，这些城市经济的增长，推动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就业结构变化，从而对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如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定位，决定了这两座城市拥有更多的资源配置能力，如上海是我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这两座城市是世界500强和上市公司的聚集地，尤其拥有发达的金融和科技行业，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武汉市则在近年深入实施制造强市战略，全市工业经济规模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效益不断改善，动能转换持续加快。2019年末，武汉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2949户，在副省级城市排名连续前进3位。2019年，武汉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4539亿元，位居副省级城市第四位，以稳固的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了当地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而通过收入结构分析，受益于房价增长，北京和上海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以2018年为例，上海市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9666元，比上年增长7.0%。当地统计局称，上海房屋出租价格保持稳定，房屋租赁市场需求持续扩大，房屋租赁市场较为活跃，城镇地区居民家庭出租房屋收入增长向好。

在23座城市中，深圳是2019年底唯一未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倍的城市。不过，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市，其在2010年的起点就已是最高，2010年其居民人均收入“一枝独秀”，达到3.24万元，是23座城市中唯一破“3”的城市。

2019年，深圳市居民人均收入为6.25万元，列23城第3名，被上海和北京反超。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第一是深圳的基数较高导致增速减缓；第二是2010年深圳市使用的是抽样调查法，数据为“全市居民人均收入”；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数据来源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值。

此外，尽管重庆2019年末实现了人均收入的翻倍，但却是唯一人均收入在2万元区间的城市。这与重庆超3000万的常住人口规模，以及主城区与周边区县的经济发展存在较明显差距有关。这说明若要提升居民人均收入，当地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带动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县发展。

产业、就业、税改推动收入增长

2010年以来，推动中国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动力何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首先得益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在中西部体现突出。

即从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拉动，向更长生命周期、更能激发城市内生活力的产业发展过渡。

如2010年，成都和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起步，中欧班列随后开始推动当地的外贸发展；西安则在2016年提出发展“硬科技”，合肥数个在当时看来极具风险的投资项目，逐渐转变为城市发展的动力。

体现到GDP方面，2011年，重庆成为中西部首个万亿GDP城市；2014年，成都和武汉联手入围，使得中西部地区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分量进一步增加；2017-2018年，长沙、郑州新晋；2020年则有西安和合肥晋级。

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也进一步带动了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增长。如以合肥市为例，2010年其居民人均收入仅1.31万元，列23城末位。但从2019年的情况看，被喻为中国“最强风投城市”的合肥，实现了逆袭。

其次，也与“十三五”时期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有关，以就业推动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

如将就业置于“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之首。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2010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接近翻番。

个税改革也进一步提升了居民实际收入。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完成第七次修改，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税率结构获得优化，次年又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仅2019年的减税总规模达到4604亿元，2.5亿纳税人人均减税约1842元。

收入提升促进消费增长

从更长远意义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可进一步推动消费增长。截至目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尤其是在目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求保持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体现一座城市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数据。以此为背景，21世纪经济研究院也对部分城市2010-2019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进行了统计。

从这些城市2010-2019年的增速看，中西部城市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和沿海城市。如合肥、成都、重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200%。这也从一个角度表明，随着中西部城市收入水平的增长，其消费潜力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掘。

除了收入增长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因素还包括人口和消费水平。

人口方面，体现为新增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但收入更高的城市，越能够吸引人口的流入，再加之积极的落户政策和良好的就业环境，带来了人口总量的变化，也推高了地区消费总额变化。

消费水平的增长，体现于收入增长背景下，一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从商品角度又可分为：消费升级带来的商品类型升级，以及购买商品数量的增长。

这意味着，在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注重对人口引进方式的研究，如有条件的城市出台更加积极的落户政策。在商业领域，也应该从供给侧出发，提供更多满足由收入增长而带来的消费升级类商品。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关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明确，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进一步增加民生福祉的关键，也是激发国内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其中提出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同时，与城市居民相比，由于农村土地资源未与城市接轨形成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造成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的情况。

这是未来我国农村改革中的重点，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一市场打通后可以实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望从整体上继续提升一座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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